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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8月10日，长安殡仪馆。
稀稀落落的致哀者送走了一位71岁的老人，这个场面与逝者的遗愿不符，他病危时告嘱亲朋：把我的葬礼办得热闹点。 人是极其势利的动物，这个被病痛折磨十多年的逝者已经平凡得让人忘记了他曾经的光华，甚至不相信他是名噪一时的西京奇人。 追悼会上一个亮点，是写出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活着》的编剧芦苇在门口接待致哀者。芦苇名气之大、脾气之怪在电影界是出了名的，能让他降尊纡贵，死者的身份令人有所遐想。 “来了吗？” 每一个前来送行逝者的朋友，见到芦苇第一句话都是这么问，芦苇轻轻摇了摇头。 “哎，他肯定有不方便的地方。”这个致哀者是葬礼的又一个亮点，一个僧侣装束的女人。 这个女人也上了年纪，但身材依然保持的很好，两颊风霜无法掩盖曾经的艳丽容颜。 来送行的都是逝者几十年旧友，他们知道，要满足逝者葬礼热闹的遗愿，只需另一位老朋友的花圈和挽联，所以都在问“来了吗？” 如果来了，届时，整个长安的头面人物都会前来送顺水人情，但那个老朋友终是没有消息。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染霜，他们深深相知，也理解那位老朋友的缺席：凤鸣毕竟不同以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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逝者名叫刘安，不是传说中发明豆腐的淮南王，但人生比古时刘安跌宕许多。 刘安算是自带光环来到这个世界的，1947年初，他生在长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。父亲是西北大学教授，姑父则是声名烜赫的东北军将领吕正操。 家族的智力基因在刘安身上继承的很好，他从小一路读的都是名校。 如果没有1966年的狂飙天降，刘安顺理成章进入名牌大学毫无悬念，但个体命运总是敌不过时代浪潮，他的人生在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分叉。 弄潮儿是不惧风云变幻的，读不成大学，不妨碍刘安绽放光彩。1966年8月18日，刘安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并与领袖握手。次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幅照片。 消息传回长安，刘安身价大增，被推举为市中学红代会常委。 1968年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兴起，不同于别人的哭哭啼啼，奇人刘安欣喜不已。 高中时，老师和同学都问过刘安：北大、清华、交大，你将来考哪个？刘安则说：我要从农村改造社会。 他没有流于口头革命，为了适应农村生活，刘安每天从家挑着两口袋沙子上学，那几年太白路上，可以看见一个带着高度近视镜的男孩，挑着担子行走。 知青下乡有缓解城市就业的现实考虑，这些城市学生很快被农村贫苦的现实浇灭了激情。从1970年开始，招工、招兵、工农兵学员的制度陆续出台，知青纷纷争取一切回城的机会。 刘安和同村插队的知青做了约法三章：一.家里老人需要照顾的先走；二.亟需解决经济问题的再走；三.刘安最后走。他说到做到了。 70年代中期，刘安回到长安，在莲湖区团委工作。 身为西大子弟，性格活跃、酷爱读杂书的刘安和一帮工农兵大学生混在一起。某天，有人和他说，有个历史系的北京知青，想和你认识。 西北大学食堂前，刘安看见一个身材消瘦的青年，干瘪的面庞带着笑容快步走来：你是刘安？久闻大名，我叫王凤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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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博物馆经过几年的闭馆后，要重新开放，需要一批解说员，他们看中了来陕西插队的北京知青，凤鸣是那次选拔的中标者之一。 凤鸣和刘安同是老三届最大的一波，属于一类人，天生带有领袖气质。 在陕博，凤鸣因表现优异，被推荐就读西北大学历史系。 工农兵学员正经学专业的时间不多，更多时候还是在搞运动，对于求知欲旺盛的人，难免失落，只好自己找书读。 那个时代，流行于市面，可以公开读的书很有限，读禁书就成了好学者的求知途径，尽管这带有相当的风险。 所谓禁书，也就是一些西方文学名著、中国古典小说和内部读物，俗称：灰皮书。 灰皮书是70年代初，出于批判学习的目的，专门给高级干部翻译出版的著作，能读到这种书，必须有家庭背景。 刘安和凤鸣一见如故，那天他们聊到很晚，行走在西大的夜色中，性格张扬的刘安大声背诵着《潼关怀古》： 智识的成长在于交流，凤鸣和刘安都觉得应该把爱读书的青年人组织起来，互通有无，思想碰撞。
于是，一个以西北大学为依托的读书会出现，他们采取会员制，每一个人加入必须经过刘安和凤鸣的审核，不得对外传播，聚会时间、地点都是临时通知。 如此严格的入会手续，就是为了避免麻烦，毕竟在那时读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是会把警察叔叔招来的。 读书会始终规模极小，最多时就保持在12人，但这12个人无一俗辈，都有着自身的精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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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名学者葛岩是当年读书会最小的成员，他也是在西大宿舍见到了凤鸣。 中学毕业的葛岩很幸运可以留城，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隙，经人介绍做了陕博临时解说员，一来打发时间，二来还可以有点收入。 这时的凤鸣已在西大就读，葛岩和他在工作上没有交集。 凤鸣的同班同学有一个叫龙海东（已移民加拿大）的，参观陕博时，与葛岩相识，很欣赏这个有文化的小老弟，特意带来给凤鸣审核，可否加入读书会？ 葛岩至今记着那一面初识： 与此同时，待业青年芦苇也出现在读书会中。
芦苇出身在干部家庭，插队两年后，得到招工机会回长安当工人，但他上了一个月班就辞职了。嫌弃工厂纪律太多，还不让看书。 从工厂辞职回家后，父亲养了他足足四年。芦苇一直躲在家里读书，读契诃夫，也读罗素、维特根斯坦。 刘安把芦苇介绍进了读书会，那会儿的文艺青年不太考虑自己前途，他们更关心国家和人类的命运，聚在一起也都是谈论与世俗生活无关的大事，并不会有人瞧不起无业游民，只要你有才华。 芦苇从小学习美术，家里有大量的画册，那时去芦苇家借画册是读书会成员很爽的日子。 直到1975年，一位街道干部实在同情芦苇的“大龄”和“无业”，把他介绍到了西影厂做绘景工，美术部门最低级别的工种。 芦苇开始自学电影业务，政治挂帅的年代，厂里觉得芦苇“不求上进”、“不合群”、“脑子有病”，只有读书会的朋友乐意听他谈镜头、谈调度、谈画面。 芦苇（右一）搀扶刘安 “脂粉堆里，我是女登徒。”读书会的男青年读到这句诗，没有不被震撼和吸引的，这是何样的奇女子？
文艺青年群体，如果是清一色的阳刚小伙就太不美了，哪能没有巾帼豪雄？ 刘安葬礼上出现的那个僧侣打扮的女人，就是读书会最亮眼的一朵花，也是西京的一个美丽传说。 对的时机，对的人总要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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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叫高洺，父亲是高级军官、老革命，本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女附中。 不同于刘安等人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热衷，高洺有很好的中国旧学修养，能写漂亮的格律诗，如同她的人一样漂亮。 年纪稍长的长安人或许还对这个名字有印象，在她头上有两个标签：长安第一个涂口红的女人，还有.......女流氓。 在70年代，一片蓝的着装统一着大地，能穿绿军装就高人一头，不仅代表身份，还有美。 高洺不但穿着草绿，还做了改良，把上衣收了腰，显出女性的线条美，加上涂着鲜艳的口红，凡她出现的地方，必引起长安的交通堵塞。 那时的古都就有这样的风景，一群意气风发的男女，不顾世俗评判，肆意地活出自我。他们去“代代红”餐厅喝散装啤酒，为一个观点争论不休，也为躲避追踪互相配合...... 十里长棚，终有曲终人散时。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，读书会成员开始各奔东西，上演着各自的戏码。 高洺和芦苇都是搞艺术的人，高洺除了写诗，也擅长雕塑。在70年代末的长安美展中，高洺的一件雕塑作品让她和“女流氓”的标签扯不清关系，那次展览上，高洺呈现了一具女性私处。 地下舞会是继读书会后，兴起的又一浪潮，最流行的是贴面舞。高洺、芦苇都是舞会的组织者，在83年严打中，他们被判处劳动教养。 芦苇后来写剧本，西影厂文学部的负责人跑去找厂长吴天明告状：“芦苇就是个绘景，连美工都不算，而且被劳教过，他凭什么能写剧本?” 吴天明半玩笑半严肃地回答：“你告别人的状我敢管。芦苇我管不了。那是蹲过号子的，黑道上一大票朋友。” 告状的人无言以对。 高洺在监狱呆了一年半，期间把自身经历写成中篇小说《监中岁月》，给主人公设计了这样的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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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夏，刘安同数百万考生一同走进高考考场，这年他已过而立。 尽管考出了长安市文科状元，但政治因素影响刘安无缘重点大学，只能将就读了刚成立的西安基础大学（后并入陕财）。 三年后，刘安考中陕财研究生，才算把学历的难看抹平。硕士毕业后，刘安留校任教，并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。 如果沿着治学的道路走下来，刘安不难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。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，刘安和凤鸣同时参会，做了论文宣读。 凤鸣没有忘记老朋友，也深知老朋友的才华，举贤不避亲，向老泰山推荐了这位西京奇人，刘安得以成了国家智库成员。 但洒脱不羁的刘安，受不了海里的距镬森严，不久即挂冠而去，回到陕西继续做人之患。 80年代末的春天，已过不惑的刘安，丝毫未减锐气，他在新城广场的演讲，是那段时期，长安最醒目的风景。副教授刘安喊出：鸟儿不下台，刘安天天来。 这句话让他得了“刘半城”的绰号，即半座长安城的人都认识他。 为了逃避后来的追查，刘安去了刚刚建省的海南，那时的海南不只是经济处女地，也是大春游后很多人避难的港湾。 高洺也涉事其中，她追随精神领袖一同渡海，在三亚开办了锅巴生产厂。 80年代末，长安锅巴很走俏，刘安和高洺看中这门生意，但赔的一塌糊涂。 折了本钱的刘安很沮丧，高洺却开导他：你去海口闯闯吧，我留下来收拾摊子，我一个女人，不年轻了，但还算风韵犹存，实在不行还可以嫁人活命。 高洺留在三亚，借钱开了饭店，没有暴富，但自食其力不成问题。去了海口的刘安，则又一次成了时代宠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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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值海南房地产大开发，今天为人熟知的“万通四君子”都是在那攫取了第一桶金，刘安同样成了大开发商。 暴富之后的刘安，不改交朋好友的性格，天天请客，由此又得了“刘半岛”的称号，半个海南岛的人都认识他。那时，他喊潘石屹“小潘”，潘总则规规矩矩地称呼：刘大哥。 刘安去夜店，给姑娘们大把撒钱，而且挨个做她们思想工作：不要干这个啦，找个正经工作，嫁个正经人家...... 红尘女们兴高采烈接过刘大哥的钞票，背后丢下一句：这人傻X吧？ 刘安从不介意，第二天继续去撒钱，继续做思想工作。 90年代中期，亿万富翁刘安载誉归故里，受到省长接见。在西北大学做题为“从零到亿万”的报告，神采飞扬、口若悬河，长安晚报进行专题报道，题目是“南飞的凤凰又归来”。 刘安把公司设在了长安高新区，他生意的合伙人是个年轻女性。 才子总难免和风流摆不脱关系，刘安也是大风大浪见过世面的人，但他最终栽倒在女性合伙人手里，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被他人掠取，落得个净身出户。 芦苇去看刘安，他从未见过精神领袖如此失魂落魄。刘安对他说：“你知道此刻我想做什么？我真想从这高楼上跳下去，一死了之。” 沉重的精神打击，让刘安脑溢血中风了，从此只剩下半条命，正值壮年，便在轮椅上度日。 好在一个朋友把刘安接管起来，每个月发放工资，并承担他的医疗费用。因为当年辞职南下，刘安享受不了社保。 刘安的身体还是不可逆的垮下去了，几年后又一次中风，人彻底颓了。 2011年，住院的刘安收到一通电话，那边是久违而熟悉的声音：我是凤鸣，一会儿去看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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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名满天下的凤鸣来到医院，刘安看见昔年故人，激动难抑。二次中风后，他的语言功能已有障碍，呼噜噜的不知说着什么，任由清泪横流。 凤鸣听得懂刘安的表达，没有一句言语，一把握住刘安的手，两个花甲老汉，抱头而泣。 一旁刘安的妻女见此情景，顿作泪人。 无情未必真豪杰。这般画面，想是铁石人儿也难掩悲戚。时光流散，很多东西变了，但最有价值的总是亘古不变，比如知音，比如真情。 那次西京之行，凤鸣最长的时间留给了老朋友们，他们重逢在陕博。 刘安被妻女推着轮椅送来，当年读书会成员能来的全都赶来。同样的场景，同样的亲切。 高洺还是那样金句迭出，凤鸣还是烟不离手，芦苇还是眼露忧郁......只是昔日少年，都已风尘满身。 那次会面，进行了7个小时，博物院领导被挡在门外，一群文艺老年尽情地谈笑风生。 当年12颗星星，如今散落天涯。有的人移居海外，有的人身居天阙，有的人大隐于市。刘安过世，也意味着他们难以再聚。 芦苇已多年没有新作问世，偶尔听到关于他的新闻，还是炮轰电影界弊端，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，他显得那么格格不入。 资深美女高洺的选择最出乎人意料，这么一位风流盖世的奇女子，晚年的归宿竟是空门。 终南山下，高洺建起一座小屋，在此参禅悟道，修养身心，她给自己取的法号是：不还居士。 不还，不再还俗。刘安的葬礼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熟人世界里，这个俗世不再值得留恋。 1979年初夏时分，凤鸣的工作有了变动，社科院已经同意接收他，阔别多年，凤鸣终于要回京了。 临行前，读书会的成员去送凤鸣，他们并行在陕博大路上，留下了青春的合影。 他们一个个笑得那么豪迈，那么无邪，干净、通达的表情，让我不禁动容。 照片洗出后，凤鸣对刘安说：你的字漂亮，给我写点什么吧？ 刘安略作思索，掏出上衣兜的钢笔，写下：
其他
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望西都，意踌躇。 伤心秦汉经行处...... ——张养浩《山坡羊.潼关怀古》
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
认识他时，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和强烈的政治兴趣。
Sex 这个东西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我是喜欢的。我多做一次，就少一个良家妇女遇害。
有人混迹于江湖，有人升腾于庙堂，但他们的心从未走散。
江湖儿女，活得就是有情有义。
恰同学少年！